新疆新增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7例

中新网1月31日电 据新疆卫健委网站消息,2020年1月30日0-24时,自治区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3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0例。其中:阿克苏地区为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其他2个州市新增确诊病例中,乌鲁木齐市1例、伊犁州1例。

截至1月30日24时,新疆(含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7例,现有重症病例3例、危重症病例1例,累计死亡病例0例,累计出院病例0例。其中:确诊病例中,乌鲁木齐市8例、伊犁州5例、吐鲁番市1例、阿克苏地区1例,兵团第七师1例、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1例;现有重症病例中,乌鲁木齐市2例、伊犁州1例;现有危重症病例中,乌鲁木齐市1例。

另据路透社援引穆贾希德的话说,“我们已经为阿富汗内部谈判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是我们正在等待5000名囚犯被释放。” 他说,如果5000名囚犯得不到释放,阿富汗内部谈判将不会进行。

在贵州的山野间行走,其山重水复的独特地貌,往往会让人忽略了距离。自县城乘车出发,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郊外的一个处所。几排古旧的青砖房屋,久经风雨剥蚀,墙壁色彩黯淡,记载着岁月的沧桑。连接房屋的水泥道路,不少地方虽然被修补过,仍然难以掩饰破碎的痕迹。

浙江华顶国际旅行社董事长陈丽娟介绍,疫情前期,旅行社几乎全线停止运营,公司每天零收入但是要支付1万多元的员工工资,压力很大。如今,公司旅游平台上增加了农产品版块,当地石梁的冬笋、三门的海鲜、仙居的椪柑等都能在销售平台买到,实现了旅行社、导游、农户三方共赢。

王淦昌教授也是一大家子人,夫人吴月琴喂养了一只山羊,挤奶给丈夫和孩子们增加营养。王淦昌出门上班时,经常牵着它,放在山坡上吃草,自己则在实验室里教学和科研,因此被学生们戏称为“牧羊教授”。有一天,山羊在野外吃草时,被野狼叼走了。学生和当地百姓到处寻找未果,凑钱又买了一只。

除了茶叶外,浙大对当地的水稻、蔬菜、玉米、棉花、水果种植等都有切实的扶持。在湄潭城郊建立了200亩浙大农场,在湄潭和永兴分别建立畜牧试验场等,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浙大理想,得到了实实在在地践行,促进了当地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云程健翮及时翔,应难忘,耀炎黄。缺补金瓯,重聚在钱塘。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

这首词,抒发了历届毕业于湄潭浙大附中的同学们浓烈的爱国、奋进和惜别之情,因此广为传唱。

携程网约导游徐蒙晨是杭州地接导游。往年春天来到杭州的游客,最喜欢去太子湾公园和龙井茶茶园。

尝来玉露气如春。(刘淦芝)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导游们有着各自的想法。

“购置的摄像头和美颜灯昨天到货了”。应虞乐说,她将转身主播,带来题为《丝路华裳》的内容,为同行讲讲丝绸之路的故事。

于是,在歌声缭绕的田野上,一粒粒种子发芽,抽枝,长叶,终于生长为一棵棵茁壮葳蕤的大树,树冠庞大,枝叶纷披,生机盎然。

杭州英语导游金东昇已经从业10余年。宅家期间,他准备了高级英语口译资格证书的考试,计划往翻译方向发展。据他介绍,不少同行也正备战教师证、经济师、会计证,也有人做起了网商,或者去当了叮咚送菜员。

来从亭上瞰湄江。(祝廉先)

金东昇告诉记者,即使转行,也会把导游作为一份副业。

应虞乐说,疫情日趋稳定,很多人待在家里也很想出去旅游,所以她对于未来依然很有信心。

浙大西迁的历程,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西迁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分成几个阶段,浙大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落脚:迁离杭州后,首先来到浙皖交界的西天目山、建德;第二次西迁,至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西迁,到了广西北部的宜山……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寇的步步紧逼,不得已一次次朝着更为遥远的大后方迈开脚步。

几十年后回顾起来,李政道愈发感激这段时光。在湄江河边的这座小城里,他夯实了自己作为一座世界级学术楼厦的地基。

追怀往事总如何?(江问渔)

在湄潭,我数次看到三五成群的浙大年轻学生,十分活跃地交谈讨论,甚至是激烈地争论。从谈话的内容得知,他们是来这里进行暑期调研和实习的。

阅读有关浙大西迁湄潭的资料时,我曾经读到这样一段描写,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小城风景:

陈列馆中的一个展厅里,有一张照片,是苏步青教授和他的七个子女。全家人住在一个叫作朝贺寺的破庙里,在旁边开出一片荒地,种了半亩的庄稼,收获的红薯蘸着盐水吃。苏步青曾赋诗写照,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通雨水,密栅远鸡豚。”

中央实验茶场的场长刘淦芝,也是浙大农学院兼职教授。在公余或新茶试制成功时,他经常邀请竺可桢校长和一些教授来茶场小聚,或品茶赋诗,或评论时局,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茶场也培育出了“龙井”茶叶,碧绿醇香,与西湖龙井不相上下,一盏在手,让浙大教授们有置身钱塘江畔的感觉。他们组织了“湄江吟社”,旨在陶冶性情,切磋诗艺,相互砥砺,抒发感情。

骊歌一曲别情长,藕丝香,燕飞忙。回首春风,桃李又成行。天下兴亡俱有责,愿此去,莫彷徨。

一路颠沛流离,饱经磨难。要躲避敌机轰炸,要照顾老幼妇孺,要保护图书仪器……师生们饥寒交迫,备尝艰辛。因为条件差,缺医少药,一些普通的疾病也可以致命。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患上痢疾而不幸去世,成为他内心巨大的创痛,贯穿了此后数十年岁月。但在整个西迁过程中,他却以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支撑了、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行。

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清晨的湄潭县城。沿着一条名为浙大东路的大街前行不远,就进入了一个不大的广场,入口处的标牌上写着“浙大西迁文化广场”,一些老人在晨练。在这座遥远的西南小城,这样的地名显然就是一个故事的引子。自西向东穿过广场,我在尽头的湄潭文庙前停住脚步。对我来说,这个故事起始于这一座文庙。

阿富汗总统加尼3月1日表示,无法保证执行该要求。他在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阿富汗的内部谈判中可以加入对此事项的讨论,但是不能将此作为对话的先决条件。”加尼称,释放塔利班囚犯“属于阿富汗政府而非美国政府的职权范围”。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曾经是浙大的学生,他的记忆里就有湄江河边的茶馆。几十年后他回忆说:“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茶馆里坐满了各色茶客,说书声、聊天声、笑骂声,嘈杂盈耳,而李政道丝毫不受干扰,埋头沉浸在自己的物理学世界中。

这样的校训和校歌,从西迁途中唱起,一直唱到黔北的山和水之间。就像好钢必须要经过淬火一样,这种艰难的处境,锤炼了浙大师生们的精神魂魄。正是凭依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两千公里的云和月,七个寒暑的风与霜,是不断的历练,是反复的加持,让他们的人格更加强壮超拔。

抗战胜利,1946年秋天,浙大师生离开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遵义、湄潭、永兴,回到离别多年的西子湖畔。岁月的脚步匆匆不息,过往的日子如同烟云飘散,但在黔北山野中度过的每一天,都会在每一位亲历者那里,留下深深的记忆。那些青春的梦想和激情、奋斗和拼搏,已经化作他们生命的浓重底色,成为他们人生征程中的不竭动力。

我久久地望着。目光与照片之间,一米多的距离中,横亘了数十年的岁月烟云。

应虞乐是浙江新世界国旅的境外领队。1月29日她带团从柬埔寨回到杭州,那之后旅游市场也按下了暂停键,她也开始“宅生活”。

望着他们,我想到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的前辈们。在我眼前,历史和现实,昨日的光荣和今天的梦想,通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接续和叠加起来。

陈丽娟则计划深耕农旅融合,完善平台内容。她说,公司已经策划了系列体验活动,复工之后,将做好以农促旅,以旅带农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成为我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将近二十年时间内,隐姓埋名,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全身心投入研制工作中。他和曾经的学生程开甲都获得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受到隆重表彰。

这是当年浙大师生写下的有关茶叶的学术论文:《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茶树病害之研究》《采摘期与采摘方式对茶叶含单宁量之影响》……涉及到茶树栽培、病虫害防治、茶叶品种研究和茶叶加工制作、茶叶生化成分测定、茶园土壤矿物质元素分析等众多方面。在核物理学等高精尖的学科之外,浙大对民生领域更是贡献突出。

那一片广袤的西北沙漠里,也留下了一位程开甲当年的老师、曾任浙大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的王淦昌的足迹。王淦昌和束星北被并称为浙大物理系两大台柱,束星北喜欢在课堂上与人争论,经常同王淦昌争得面红耳赤。但观点的分歧,丝毫不影响两人深厚的情谊。

他的老师们,这个时期过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浙大教授们住的大都是破旧的庙宇、楼房,没有电灯,点的是桐油灯。家具极少,无非几把破旧的桌椅。没有自来水,只能去江边或井里打水。

在那样烽火连天、险难迭出的时刻,他们何以会有心思研究并决定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务虚”的议题?随着对那一段校史的深入了解,我想我越来越理解了:黑云压城般的日子,尤其需要寻找一种支撑的力量。

竺可桢的名字是与浙江大学连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说他是那一时期的浙大校长,而是整个浙江大学的今天都与他密切相关。

我驻足于竺可桢校长的照片前。

鲈鱼风起返乡闾。(钱宝琮)

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渊博的知识和治学理念、勇于任事和担当的精神、对人的信任和爱护等,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把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紧紧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所向披靡,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黄昏时分,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青瓦,由南北二街和西街组成的丁字形的、被弯环如眉的湄江河轻轻环抱着的湄潭县城,桐油灯次第亮起来,一盏一盏的,一户一户的,闪烁着,闪烁着,倒映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交相辉映,如梦如幻,形成了一座无比灿烂的历史的天空……

这些出色的诗句,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情感档案。真切诚挚的情感,寄寓在高超的诗艺中。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不但成就了巨大的事功,还培育涵养了自己卓越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仿佛一缕清幽的茶香,氤氲飘荡,沁人心脾。

迈过大成门的台阶,进入一个正方形的天井。地面用大块方石板砌成,被岁月风雨侵蚀,已经是黯淡斑驳。周边摆满了各种盆栽,郁郁葱葱。从这里,可以望见建筑的整体格局——大成门、南北庑、钟鼓楼、大成殿、崇圣寺,沿着一条中轴线分别建于五级平台上,依着后面的山势而次第升高。向前走几步,便是正殿大成殿,上方匾额上的字是“万世师表”。这里到处是雕梁画栋,屋脊上的飞檐和宝瓶,檐柱上的花草祥兽木雕,柱础部位的鱼龙石雕,无不精致而典雅。

这是茶的故乡,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茶的香气。

毕业于浙大研究院生物学部、后又执教于浙大附中的周本湘,在为浙大附中创作《毕业歌》时,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江城子》:

竺可桢上任还不满一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一批国立重点大学,奉民国政府之命,由中央财政拨款,迁往大后方比较安全的地带。浙大并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办学经费极为有限。当时有不少大学解散,浙江大学也可以选择这条路,但竺可桢和同事们一致认为要坚持办下去。他们决定将浙大迁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的城镇乃至乡村,使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有机地结合,为日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播下科学文化的种子。在这种战略性理念的引领下,他们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

浙江省旅行社协会监事、导游分会会长钱钧告诉记者,目前浙江省考取导游资格证的约有5万人,专职从事导游工作的约有2万余人。他认为,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每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新的机会。文旅融合、研学旅游都对新阶段导游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游应做好知识、服务、智慧的重启,学会跨界,全力备战复工。(完)

江山未复愤何如。(张鸿谟)

今年龙井茶快开采了。徐蒙晨说,她刚开通了抖音号,想去茶园做直播,把杭城春天的气息带给未能来到杭州的游客。

这里是一个“中国茶工业博物馆”,陈列了多种数十年间制作和加工茶叶的工具和设备。它的前身,便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实验茶场。

诗言志。他们分韵赋诗,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品尝新茶的感受,有苦中作乐的豁达,有对本地风光民俗的赞美,有对时局动荡的忧虑,有对东海之滨校园故地的思念。

抗战烽火中,从1940年到1946年,浙江大学曾经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办学,度过了七载春秋。此处便是当时的浙江大学办公室和图书馆的旧址。

湄曲峦青意自便。(郑晓沧)

陈列馆共分六个展厅,分布于南北两庑和大成殿中。一面面墙壁上的图片和文字,一个个玻璃柜中的实物,再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

也是在这次校务会议上,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音乐家应尚能创作了浙大校歌,为全校师生共同高唱。歌词颇长,语辞古雅。“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开头两句,有对学子们的殷殷期待,而结尾的一句“树我邦国,天下来同”,则联系着国家强盛的伟大梦想。

他说,“根据(美国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我们不会攻击外国军队,但我们将继续针对喀布尔政府军的行动。”

据美媒报道,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将于3月10日开始和平谈判。但对于塔利班方面要求在谈判前释放5000名塔利班战犯的要求,阿富汗政府尚未答应。

目前尚有72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回国后并不无聊。”应虞乐说,公司组织导游上课,同事会分享电影和书籍,也有如何品鉴红酒,如何识别香水等内容,大家兴趣都很高。

当地时间2月29日,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

在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李政道多次提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教授。因为早早显示出了物理学天赋,他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及时的关怀指导。他记得,住在县城西边物理系所在地双修寺时,束北星多个晚上来找他聊天,鼓励他在学科领域深入研究:“政道,物理学上有许多奇迹等你去创造,努力吧!”他永远记着恩师这些充满期待的话,连同他高大的个头,一口洪亮的苏北口音,这让他不论走在哪里都备受瞩目。

阿富汗国防部副发言人法瓦德·阿曼表示,政府正在“核实(停火)是否已经结束”。他补充称,“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有关该国发生任何重大袭击的报告。”

我从当时的一些七言律诗中,撷取出如下句子:

位于湄潭县城北面的湄江河上,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石桥。桥长一百多米,有七个卷孔桥洞,故名七孔桥。桥下面,有一处状如柳叶的狭长的江心岛,被称为白鹤洲。岛上浓荫蔽日,茂竹万竿。每当夕阳西下时分,便有成千上万的白鹤、鹳雀等从四面八方飞来,盘旋,栖息在枝丫上过夜,第二天一早又成群结队飞走。当年,浙大师生们经常伫立桥上,观察百鸟归林的奇景。

在湄潭期间,王淦昌潜心研究,写下了一篇名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论文,1941年10月寄到美国《物理学报》。几个月后,美国教授阿伦根据这一建议进行了实验,获得巨大成功,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是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此后,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教授,根据这个成功的实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我读到一册资料汇编,是当年的浙大学生数十年后对那段生活的回忆。这些文章作者,如今分散于全国各地,其中不少人居住在欧美多国,但田垄间怒放的野花、竹林里飘散的炊烟、晚霞中金光荡漾的河水、教室里激情澎湃的吟诵和歌唱,却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好记忆,镌刻在灵魂深处,永远不会褪色。

于是,在长达七年的岁月中,弦诵之声响彻了贯穿湄潭县城的湄江河两岸。

根据协议,驻扎在阿富汗境内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军队将在未来14个月内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则承诺不再庇护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织。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科学界的他,本意是希望倾注全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但实在推辞不了社会各界对他的殷切期望。上任伊始,他就礼聘到三十多位教授,到当时尚属寂寂无名的浙大任教。他认为,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教授人才的充实是治校之首要。而他的清廉人品、广博学识和至诚的情谊,也是教授们愿意前来的重要原因。

湄潭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茶叶,自古就以盛产好茶而名世,有上万亩茶海。当年民国政府经过考察,在此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实验茶场。浙大迁来后,也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与科研基地,培植新品种,研制茶叶制作的工艺,并专门从杭州请来制茶师傅。湄潭茶叶能够成为今日贵州的一大名牌产品,享誉全国,与浙大在此期间的工作密不可分。

“疫情后可能会带来小团队游的预定量提升。”徐蒙晨说,小团队游客对于导游讲解的内容要求更高,所以复工之前还要抓紧时间补课。

从广场地面走上十多级陡峭的台阶,来到文庙的正门大成门。文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坐东朝西,典雅庄重,颇有气势。门口右侧悬挂着黑色的匾牌,镌刻着一行金色的大字“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手书。

展厅之一的一面墙上,有两张醒目的照片,让参观者们停下脚步,举目凝视。照片分别题为“时为教师的两院院士”和“时为学生的两院院士”,是亲历过西迁办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教师和学生的名单,照片上一边是每人的头像,一边是简要介绍。我数了一下,一共有54位,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这一点,仍然可以追溯到浙大校训“求是”的宗旨。校长竺可桢要求学生毕业后,“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用自己的学问和本领,担当大任,服务社会。所有这些科研和劳作,都是对于这种崇高理念的生动印证。

同样深深地感激束星北教授的,还有原子核物理学家程开甲。在束星北的指导下,程开甲完成了毕业论文《相对论的STARK效应》,那年他才23岁。毕业后他当了束星北的助手,并连续在英国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正是在湄潭,他建立了家庭,并为大女儿取名“小湄”,纪念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地方。多年后的1960年,他接受秘密使命,扎根西北大漠数十年之久,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置身荒凉干燥的无边瀚海的漫长岁月中,他一定会经常回忆起那一座西南小城的青翠湿润。

浙大在黔北扎下根后,整整七年中,为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竺可桢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浙大人生活的依靠,人身安全的保障,都被他羸弱的身躯顽强地承担起来。当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抓捕后,他承受着当局的压力,想尽办法前去营救,保护他们不受伤害。

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名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卢鹤绂,1942年就发表了重要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卢鹤绂当即向师生们讲述“从铀分裂到原子弹”的原理。次年,他正式发表《从原子能到原子弹》一文。由于原子弹的研制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蛛丝马迹向外透露,因此他被外国学者称为“第一个揭示原子弹秘密的科学家”。

让目光以此为基点,再向前回溯。1938年11月19日,对浙大是个重要的日子。当时学校尚在广西宜山安营扎寨,还没有搬来湄潭。这一天的校务会议上做出决定——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这两个字是竺可桢校长多次强调过的。几个月后,他在对浙大一年级新生做讲演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阐释:“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

西迁时期的科研成果,并不限于物理学领域,各个学科都有着卓越的贡献。这是随手拈来的一系列著述,作者名字和课题内容都足够响亮:数学系苏步青的《影射曲线概论》,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生物系谈家桢的《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贝时璋的《丰年虫及细胞学研究》;工学院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农学院卢守耕的《水稻多收栽培法》……

学术成就,是衡量一所高校的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七年间,在远离战火、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中,秉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念,浙大取得了巨大进步,凭借其惊人的学术成就,异军突起,由一所普通高校变为著名学府,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一座丰碑。

浙大师生们克服千难万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几经辗转迁徙,横穿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最终自1940年5月起,先后在贵州北部遵义、湄潭、永兴三个相邻的地方立足。这一个艰苦卓绝的壮举,因为其线路和几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前半段线路基本重合,数十年后被人们誉为“文军长征”。

一位校长,就是一座大学的灵魂。他的气度和襟怀,决定了大学的格局和品位。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侵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浙江危急。为了给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率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和家属,携带两千多箱图书和仪器,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历程。在辗转六省、数易校址后,最终落脚在遵义、湄潭及永兴三地。

照片上看,竺可桢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一双眼睛明亮而含着笑意,炯炯有神。这位籍贯浙江绍兴的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和他的乡亲鲁迅一样,骨头是硬的,和蔼儒雅的外表后有着刚强执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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